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要再加把劲啊……
以赛亚·柏林的多元自由主义
甘阳：《将错就错》P146-148：
“伯林一生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
伯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在于他所谓“爱奥尼亚谬误”，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始基”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
这一“爱奥尼亚谬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国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从而形成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套核心观念。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第一个预设是：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他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
第二个预设是：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
第三个预设是：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伯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预设。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强权即真理”，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遗憾地指出，维柯和赫尔德等在18世纪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阐发，却在19世纪以后被西方最新形式的价值文化一元论所取代。……柏林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
“伯林一生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
伯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在于他所谓“爱奥尼亚谬误”，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始基”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
这一“爱奥尼亚谬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国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从而形成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套核心观念。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第一个预设是：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他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
第二个预设是：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
第三个预设是：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伯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预设。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强权即真理”，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遗憾地指出，维柯和赫尔德等在18世纪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阐发，却在19世纪以后被西方最新形式的价值文化一元论所取代。……柏林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