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象老师

每日一爬山，身体很健康。

甘阳：《将错就错》P146-148：

“伯林一生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

伯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在于他所谓“爱奥尼亚谬误”，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始基”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

这一“爱奥尼亚谬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国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从而形成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套核心观念。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第一个预设是：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他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
第二个预设是：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
第三个预设是：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伯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预设。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强权即真理”，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遗憾地指出，维柯和赫尔德等在18世纪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阐发，却在19世纪以后被西方最新形式的价值文化一元论所取代。……柏林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

近期的打算：

把课教好。这个有点烦，还没有开始备课。初步的设想是按照专题来进行授课，例如“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传播、性别与种族”、“传播政治经济学”……这种专题的方式来进行。很早以前就不太想照按照任何一本见过的教科书抑或是所编之考研参考书中5W模式的方式照本宣科地来，因其十分不过瘾。至于具体要怎么来分专题，并能将一个学期的课时都上满，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知识更新。因为要教课了，所以看书的速度难免要减慢，我的求知欲依然很旺盛，很大程度上，回乡教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更多看书的时间。我几乎对所有的书籍都有兴趣，并且认为持之以恒的话，可以将天下所有的好书都看完。这种想法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还不懂得选择与放弃。

继续笔记。因为上一次将硬盘格式化，所做几十万字笔记数据全部丢失。这些笔记是我写论文时最好的帮手，在日后的教学与写作过程中必然也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需要抓紧时间将过往的笔记再重新输入到电脑中去。

长远的目标：

继续考博。应该说就是这几年之内的事情了。我觉得再考国内博士的话意义恐怕不会太大，当然再做老板的学生我还是很高兴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要出去看看的。鉴于目前我对外国学校兴趣不是太大，所以去香港求学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香港传媒比较好的学校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又有我所尊敬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非常喜欢。现在我需要的做的是把英语练好，同时，要坚定将传播与社会发展作为个人学术的重心环节去培养。

新亚书院：http://naweb.na.cuhk.edu.hk/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和文化边界》第四十九页：

新企业文化召集文化业制造出相互差异的城市或地方特性。它们的中心工作都是塑造一种形象，一个虚构的不真实的同一体，一个假的氛围，通常做法是通过“挽回（或真实或想象或仅仅是重新创造出的模仿的）‘历史’和（同样也是或真实或想象或仅仅是缔造者们为推销而包装起来的）‘社会群体’”（哈维，1987：274）。这样做的背景是因为城市和地区身负更大压力，要求它们采纳企业家的姿态以吸引流动的全球资金。推销当地特性和形象是城市间激烈竞争的一个目的，而成功“往往由于其他地方出现具有竞争力或是新的替代物而变得短暂或有待争议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经济岌岌可危，地方特性和文化或许也是虚假脆弱的了。

自从看了甘阳那本《通三统》之后，我觉得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中的一员，我们的确应该有自己的底气与文化自信力，那种唯西学马首是瞻的刻板观念应该有所改变。此书令我第一次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纳入到自己未来的读书计划中去。

像我这种基础比较差的人应该如何去学习国学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从一些总论性质的书读起吧。今次读的这本汉宝德的《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就是这么一本中国古建筑的入门书籍。

这个书名的关键词是“建筑”，然而我觉得它更多地是在谈论“文化”。作者其实是要通过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历朝历代建筑之所以会成为那个样子的原因。作者反对对建筑进行功能主义的阐释，认为从功能角度其无法解释关于建筑的许多问题。

那么，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一种“经过包装的原始文化”。说它是“原始文化”，原因在于它强调的是人类应该顺应自然，顺应人的本性。例如，在性的问题上，西方基督世界需要压抑人之本性，发展出“爱情”的观念与“一夫一妻”的制度来压制性欲；而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视“性”为人之天性，“因此有圣人‘食色性也’的话。中国古代并没有禁欲的伦理，认为性欲是自然的，只是要考虑其他人也有性欲而已。基于此，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爱’的观念，也没有一夫一妻制度，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取三妻四妾。”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了几千年，依然顺应着人类的本性。这是以人为本的最好写照，亦是这就是“原始”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

那么“包装”又指的是什么呢？包装指的是“礼仪”。“中国文化中保留了原始文明的自然需要，但加上了繁复的礼仪。性，强调孕育后代，称之为传宗接代。由于一个孝字的包装，在中国社会里，纳妾也是为子嗣，性行为变得十分神圣，然而在骨子里仍然是不免放纵性欲的。”

作者在下文进一步论述到，“中国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制约原始欲望的体系，却努力把这些欲望美化与神圣化。我们并没有把兽性改为人性，这是原始的人性观。由于承认了欲望是人性，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我们在伦理的要求上，不信任内在的自我规范，发明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以避免诱惑。”

这种看法与我们小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大相径庭。按照我们所受的教育，封建的家庭、制度与礼仪，首先阻碍着个体爱情与自由，因此是阻碍个体的婚姻与性欲的根本原因。而按照汉宝德的看法，中国的家庭与礼仪等约束制度，恰恰是促成异性之间欢愉的必要前提。“爱情”这种抽象的观念与内省的约束，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中国人并不“禁欲”。在中国古代，有钱的人拥有三妻四妾，青楼红粉是文人墨客最好的知己。

话说回来，作者举了“性”这个例子，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是“经过包装的原始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解释中国建筑的一些特性。例如，为何中国的建筑都是木建筑？为何中国人如此重视风水？为何中国人违章搭建的问题那么多？为何中国建筑雕琢如此艳丽繁杂？这一切实际上一切都与中国人追求现世的幸福观有关。

http://tokyo-eight.lomo.jp/

嫉妒之心令人曲解事实，失去理性，并假借自由与解放的名义，将自我的无能转化为对他人的仇恨，实在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幽灵吗？

陈词滥调，底下听得郁闷，老师上得更郁闷。教条式的内容既无法产生任何思维的乐趣，亦无任何实用的价值可言。我天天都是过去签一下到，然后坐下来好好看一个小时书，下课休息时卷起挎包走人。至于老师讲了一些什么，基本上没有听到，因为它不能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我觉得，高等教育课不妨改成“通识教育”教育课，培养老师更新大学之基本理念，高等学校不是高级培训机构，不是娱乐休闲场所，不是文凭发送中心，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开设高等教育课有什么意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二百零九页：

所谓的资本的积累，造成资产阶级的产生，改变了财产和财富的概念：资产阶级不再被看作是积累和获得的结果，而是积累和获得的开端；财富变成了一种想获得更多财富的永无休止的过程。将资产者划归为有产阶级，这只在表面上是正确的。这个阶级的人，相信生活是一种永远变得更富有的过程，认为金钱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一种纯粹消费品。

然而，财产本身是应该被使用，被消费的，因此应该经常减少。最彻底的、唯一保险的拥有方式是毁灭，因为只有我们毁灭的东西才安全地、永远地属于我们。那些不消费、反而努力扩大拥有的有产者会继续发现一种非常令人不便的局限，一种不幸的事实，即人必定要死亡。死亡是“财产和获得”不可能成为一条真正的政治原理的实际原因。本质上以财产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制度不可能走向别的目的，最后只能走向毁灭一切财产。

随着对日本的逐步了解，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到京都去旅游。对传统文化遗产良好的保留，使这座城市成为人们了解日本风土民情的最佳选择。一年中为数众多的节日，别具一格的插花表演与茶道仪式，精彩纷呈的艺妓与能乐演出……令这座城市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京都还代表着另一层特殊的意思。此地的城市布局与建筑样式完全效法中国唐代长安而建立，实在是令国人感到古风久违。因中国的城市经历了文革的破坏，与八九十年代一轮又一轮旧城改造的摧残，与一千多年以前相比早已面目全非。唯有京都保留下中国古城的韵味与余辉。所以中国人若要追根寻祖，还需要去到日本，这不能不说有点悲哀。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今世日本大部分大中城市都充满着现代化的气息，只有京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但凡对世界近现代史略知一二的人都可以知道，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数轮的高空轰炸，它不仅使得日本人死伤无数（高畑勋感人至深的动画片《再见萤火虫》描述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故事，反映出日本人当时的艰难处境），而且许多日本城市也在遭到毁灭性打击，被夷为平地。但有两个城市没有遭到轰炸，其中一个是广岛，另一个是京都。这是因为它们很早就被美国政府设定为原子弹投放的两个目标。而到最后，美国政府改弦易张，长崎代替京都成为替死鬼。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当局有官员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角度考虑，提出不能轰炸京都，否则美国也将变成全世界的罪人。

因此，京都的建筑才得以在经历了战争的磨难之后奇迹般地被完整保留了下来。今日我们看到林文月著书《京都一年》流连于此处的美食、礼仪、社交与节日；看到山本建三摄影作品《京都花纪行》流连于座城市的庭园、寺庙、樱花、树木与池塘，这些书籍的作者连同作为读者的我们，实在都应该好好感谢一下当年的那位提出异议的美国官员。

《将错就错》（甘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0页“席尔斯的图书馆”：

“他的图书馆事实上也就是他全部的家，他的家也就是他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分别。从开门进去的过道开始就是书架，所有房间除了厨房以外，没有一面墙壁不是由书架围起来的。”

这是我心中的最理想的图书馆。这一年我准备多买书了。

教师岗前培训。培训什么呢？培训如何让学生彻底变成应试教育的呆子。欲将学生彻底变成呆子，需将老师先变成呆子。所以我们就过来接受培训了。这种培训并不是要教授教师授课的技巧，而是以考试作为最终指向，所有讲课的内容，均与考试的重点相挂钩。不是要教授教师如何培养一位现代社会成熟与理性的公民，而是在一种权威主义观念的指引下，要让学生成为教师权威的臣服者。

买教材，划重点，点名，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强制性的政策，它是一种奇怪的唯目的论与权威主义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像接力棒一样，由培训老师传递了未来的老师，再由未来的老师传递给了未来的大学生。大学教育不是一种崭新教育的再开始，而是中学教育的延续。这种教育系统令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批判性。它始终鼓吹的信条是跟着课本与“重点”转，跟着老师与权威走。培养出的是温顺腻味的原子蛋与千人一面的复制品。什么样的老师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老师。话这么兜了一圈，怎么又兜回原处了。

继续做笔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真是不错的书。忽然发觉这三年重心都放在文化研究这一块，对于初学者来说，文化研究关注领域很宽泛，涉及的理论也比较多，它的跨学科性使它成为入门者拓展视野的很好的选择。

不过最近看到、听到和读到一些对文化研究质疑的声音，认为文化研究过于宽泛，过多关注权力的关系，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于我而言，文化研究更多与结构主义（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媒介研究（媒介文本的意义、民族志的受众考察）以及霸权（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力量吗？）领域联系在一起，它的确赋予我观看事件的主要方式，我想我需要好好对这门有趣的学科做进一步的思考。

继续啃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缺乏政治学与欧洲历史基础，十分艰难。读到一半，感觉跟没读差不多。而另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几乎很难读的下，我对党史（无论是真相还是谎言）十分不感兴趣，其实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既然已经读了好几十页，而且复印花了那么多钱，那就继续吧，看看能读到什么时候……

今天爬山，听到这首巴赫的Flute Concerto Gm BWV1056 2 Largo，十分喜欢，作为背景乐吧。